引进手工钢凹版雕刻技术使中国近代印钞事业迈入新阶段

　　关于度支部印刷局的建立，原因有多种多样，但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开设银行、滥发钞票）严重地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扰乱了本以混乱不堪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这种形势的发展迫使清政府接受朝廷内部的革新派多次提出并急切呼吁的“统一圜法、挽回利权”的主张，以达到“大清银行有代国家发行纸币之权”的目的，同时，解决清朝币制混乱的问题，这一切实际上最终就是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的统治地位。

　　在建立印刷局之初，清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雕刻工艺的选择。这对于一个印钞企业来说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它体现出了这个印钞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整体实力。

　　当时，摆在清政府面前的有两种雕刻工艺技术，一种是刚刚从日本传入中国不久的铜凹版雕刻技术，一种是刚刚在世界上诞生的代表当时最先进技术水平的钢凹版雕刻技术。清政府最初选择的实际上是铜凹版雕刻技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曾派出度支部郎中萨阴图和工部主事曾西经赴邻国日本考察纸币印刷事宜。回国后，他们即向朝廷呈交了建立官办印刷局的奏折，在这个奏折中，他们提出建议，新印刷局采用铜凹版雕刻技术为宜。原文记载如下：“……东西各国，凡有价值者，皆为政府主其权，严防民间之私造……其印刷也，以机器精铸铜版，极求工细，炼制印色，倍极鲜明，又益以电镀铜版，镀出分印，虽累万亿，而毫厘不爽，务使制作精工，人人能辨真伪，是皆欲求立于不败之地，而无作伪之处。”

　　当时，中国大陆已有部分公司引进并掌握了这项铜凹版雕刻技术并部分地应用于地方及民间有价证券的设计印制当中，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天津北洋官报局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度支部官员、曾任大清银行监察的陈锦涛为了整理币制计划，在欧洲各国不停奔走之中，遵清政府之命，又详尽考察了欧洲及美国的钞券印刷技术，回国后提出新的思路。

　　陈锦涛认为，要建成一个包括建筑规模、机器设备、高级技师在内的世界一流的钞票印刷局，其印制技术也应追求世界一流。而从当时来看，美国的钞票公司规模宏大，技艺精良，尤以钢凹版雕刻技术驰名世界，且这门新兴的雕刻技术中钢凹版较之铜凹版更显出质地坚硬，细密耐印的特点，且所印钞券精美清晰，层次分明，不易造假，最适合大批量的钞票印制。

　　清政府综合对世界凹版雕刻技术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国情及日后发展的需要，从长计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最终决定在我国引进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钢凹版雕刻技术，用于清政府筹备成立的第一家官办印钞企业的钞票印制之中。而随着我国第一个国家印钞企业——清朝度支部印刷局的建立，揭开了手工钢凹版雕刻技术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印钞历史新的一页。

　　海趣——手工钢凹版雕刻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者

　　1909年，随着度支部印刷局的建立，随着大批先进印刷机械设备的购置和引进，海趣等美国钢凹版雕刻专家先后来华。他们来华以后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教授艺徒，为中国培养手工钢凹版雕刻技术人才（1909年夏秋先后考入度支部印刷局的吴锦堂、阎锡麟、李浦、毕辰年、刘尔加等青年成为跟随海趣学习手工钢凹版雕刻技术的中国第一代钢凹版雕刻技师），一件是雕刻大清银行兑换券（据说为了钞票正面主景人像雕刻的逼真，海趣还特意穿上中国的服装面见了摄政王载沣，体现出海趣对专业的精益求精）。

　　大清银行兑换券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1910年3月1日开始采用钢凹版印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帝制宣告结束，大清银行兑换券未及发行即退出历史舞台。海趣也于1914年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此后，其他美国雕刻技师先后回国，只剩下海趣的学生格兰特一人留在印刷局继续指导中国艺徒。雕刻钢凹版钞票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第一批钢凹版雕刻技术人员身上。

　　大清银行兑换券的印制，标志着我国采用钢凹版雕刻技术印制钞票的开始，在中国印刷史和中国近代印钞史上均属首创，在中国的印钞技术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第一代钢凹版雕刻技师的成长及该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1914年，以吴锦棠、阎锡麟、毕辰年、李浦四位技术人员为主，汇聚在局内西侧四合院工房内，在格兰特的指导下，雕刻出钢凹版钞票：殖边银行兑换券。这套钢凹版钞票共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元券，均为横式版面。这是我国钢版雕刻技术人员第一次独立自行雕刻印制出来的第一套钢凹版钞票，在我国货币印制史上是一次显著的进步，它也由此奠定了我国第一代手工钢凹版雕刻技师在钞票印制史上的历史地位。

　　1915年，财政部部分作品在农商部国货展览会上获奖。其中，部分雕刻钢凹版印刷品获得展览会特等奖。不久，财印局选出部分作品参加了著名的国际巴拿马赛会，这是中国印钞科技成果第一次走向世界。巴拿马赛会的奖项分为大奖、荣誉奖、金奖、银奖、铜奖、鼓励奖六等。财政部印刷局参赛的钞票、邮票、雕刻作品获荣誉奖，这是我国印刷工业产品首次获得国际级奖状，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的印钞事业树立了良好形象，使中国凹版雕刻印钞技术第一次展示在世界公众面前。

　　此后，在中国钞票设计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钢版雕刻技术人员，鞠文俊、吴彭越、宋凡、高振宇、苏席华、吴依正等就是他们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我国钞券设计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聪明才智，起到了骨干作用。钢凹版雕刻技术不断得到传承。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第一至五套人民币的设计、印制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我国的钢凹版雕刻事业不断地走向成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其中，吴锦棠和吴彭越被称为中国手工钢凹版雕刻史上最具盛名的雕刻大师，被誉为中国手工钢凹版雕刻界的“父子双雄”。

　　中国钢凹版雕刻界的“父子双雄”

　　吴锦棠，1891年生于天津，1907年到天津官报局学习铜版雕刻技术。当时，中国还没有钢版雕刻一说。后来，他和毕辰年、阎锡林等前往北京，经过考试，被录取为印刷局首批艺徒，有幸向美国技师海趣学习钢凹版雕刻技术。

　　入局后，他勤奋刻苦，学习期间成绩优秀，曾多次受到海趣先生的赞赏。他擅长风景、人像雕刻，曾刻有《海趣像》、《石舫图》、《农民耕织图》、《印刷局鸟瞰图》等作品。1914年，海趣先生病逝于中国，吴锦棠等中国雕刻技术人员挑起大梁，雕刻制作了大批钢凹版作品，并用于印钞和邮票产品之中。其间，吴锦棠还雕刻了《孙中山》等钢版作品。1915年，以吴锦棠等人为主雕刻的部分钢版作品在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获奖。以后，吴锦棠被提升为财政部印刷局钢版科科长，并主持印刷局艺术传习所工作，在雕刻大批钞券产品的同时，教书育人，传习技术。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人像雕刻方面培养了大批钢版雕刻人员，象吴彭越（吴锦棠之子）、张作栋、林文艺、宋广增、高振宇等，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新中国印钞事业的骨干力量，为人民币的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彭越，生於1922年2月，天津市人。1938年16岁考入北京财政部印刷局艺术传习所。其间大部分时间是学习钢版雕刻。1943年，吴彭越考入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前身）深造。1948年，吴彭越调往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开辟钢版雕刻和相关印刷技术。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完成了第一套人民币三枚钞票的雕刻任务。1950年，吴彭越奉命调回北京人民印刷厂（现北京印钞有限公司）。

　　吴彭越在他四十多年的雕刻生涯中，完成了多种邮票及十六张钞券的风景、人物的雕刻任务，此外，还有一些替外国雕刻的钞券。其中，最值得欣慰的仍然是为钞券雕刻所作的贡献，如：第二套人民币中的民族大团结（五元），第三套人民币中的女拖拉机手（一元），机床工人（二元），炼钢工人（五元），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十元）等都受到好评。而五元券正面炼钢工人的雕刻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刻法，采用刀法流畅的布线，描绘出动感及豪放，极有力的雕刻出人物的精神表情，使中国工人刻苦耐劳的气魄跃然于上，被世界公认为印钞雕刻中的精品。

　　20世纪80年代，吴彭越退休以后，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培养钢版雕刻人才的工作，培养了马荣、孔维云等一大批手工钢版雕刻技师。1993年5月10日，吴彭越获得国家印刷类最高奖项“毕生印刷奖”。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手工钢凹版雕刻印刷技术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历史脉络，更清晰地认识到了北京印钞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钢凹版雕刻技术在中国的传承者所经历过的曲折变幻的百年风云以及北京印钞公司在中国近代印钞史上的开拓地位和重要作用。这是一段应该让印制后人记住的发展历史，它对于进一步激发印制后人更好地传承我们优良的印制传统、更好地践行我们先进的钱币文化，不断地为此努力、进取、探索、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