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币章同源”？顾名思义！即钱币和纪念章出自同一源头。最早提出“币章同源”理论的学者，当为世界硬币评审委员会（中国）委员李铁生先生。先生于2018年11月26日在笔者朋友圈转发文章的读者留言处批语：“币章同源，章出自币，币章互补，币亡章兴”。短短十六个字，道出了钱币与纪念章的渊源、身世、相互关系和未来。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和电子交易平台的完善，传统货币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与人类朝夕相伴了三千多年的钱币正面临着结束使命和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交易和电子支付。如果银行不再发行钱币，退出流通领域的钱币将与纪念章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进藏家的币厨或币章博物馆。

在浩如烟海的钱币和纪念章中，有一种特别有趣的组合：一币一章，先后诞生在同一时代的同一国度且同一主题，币在先章在后。一枚是由主权国家或地区发行的具有货币职能的法定货币，俗称钱币或称硬币，其宗旨是促进商品流通和货币交换；另一枚则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或社会团体及民间机构等为纪念某一事物或事件而发行的具有货币形制而不具备货币职能的金属纪念章，简称金属章，宗旨是纪念重要事物事件和弘扬民族文化。硬币突出的是它的货币职能、计重、计值和发行机构的权属或称主权；而金属章则突出了它的纪念主题、艺术效果和艺术家的艺术魅力。两者互补，同为最亲近人类生活且最能彰显时代个性的艺术品。形成这一种类的多为主题特别重大、事件极其重要的纪念活动以及民族文化精髓和宗教信仰等，如建国或建国纪念日、立宪或修宪、国际间合作或结盟、国际国内重要会议和决策、重要项目开工或竣工、重要机构的创立和纪念日、王室成员诞辰和大婚、君王登基或加冕或祭日、国家宝藏、名胜古迹、吉祥文图、民族图腾和宗教神祇等。

这种同时代发行且主题相同的一币一章，目前发现最早的当为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80至前141年间）发行的“富昌长·乐未央·半两”压胜钱与汉“半两”钱（摘自《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卷》第4页），直至今日两千多年从未间断。期间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时代变迁和发行主体的变革及铸造方式、形制的演变，但宗旨始终不变。这种主题相同用途各异的一币一章，设计特别讲究，制作极其精致，成双成对、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为币章收藏平添了一种特有的魅力！也为“币章同源”的理论提供了实物佐证。

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古代中国和早期欧洲各国，每逢大事在发行纪念币的同时有时也发行纪念章，这种同时代相同主题的币章并不少见，但能流传至今并有缘同时入藏的却不容易，尤其是百年以上的老币都身价不菲，而百年以上的老章也是凤毛麟角。多为有币无章或有章无币的“单身贵族”。笔者有幸收藏包括古代中国王莽发行的“货布”币章及欧亚两洲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此类金属币章百余对，以币章组合、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给读者，展开一场跨越两千年涵盖两大洲的币章对话，以物证史，让“币章同源”的理论在实物对话中得以见证。旨在以这种轻松且赏心悦目的方式告诉读者，早在两千年前纪念章已走进人们的生活，只是与现代纪念章铸造工艺和形制不同而已。同时也愿意与持不同观点的同好和老师共同学习、研究和探讨，并尊重不同观点的研究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金属“布”币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果说，河南安阳殷墟和山西保德商墓出土的青铜贝是早期的原始铸币，那么，中国的铸币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就青铜铸币而言，从贝、刀、布、蚁鼻钱、圆钱到方孔圆钱，再到银圆和铜板，走过了一条循序渐进、独立发展到中西交融的道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文化。随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进，中国货币文化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而形成了东方货币文化，再从亚洲走向世界，伴随着对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的与不同地域的货币文化交流、交织和交汇，使独特的东方货币文化逐渐与世界货币文化体系接轨交融，形成目前统而不同的世界货币文化体系。

中国金属纪念章，古称压胜钱，又称厌胜钱、俗称花钱，今称民俗钱或称纪念章。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六字刀”或汉代早期“半两”钱，略晚于同时代的流通钱，是中国古钱的分支，多数不参与流通。铸造形制不拘一格，发行渠道官私皆铸，表现题材包罗万象，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主要用于开炉、镇库、祝寿、婚嫁、贺岁、玩赏、配饰、祭祀、上梁、镇宅、避邪、博弈和弘扬中华文化纪念重大事物事件等。

最早提出纪念章为中国当代民俗钱理论的学者，是中国钱币界泰斗、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戴志强先生。先生指出：“无论纪念章是以什么形式流入中国的，都是中国民俗钱的延续”。《中国钱币界》于2016年第3期刊载的该杂志社副社长王斌先生《论纪念章是中国当代民俗钱币》一文，文中列举了大量观点和实物来论证纪念章就是中国当代民俗钱币。《中国钱币界》在2017年10月《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特刊》的上集，也刊登了笔者《图说当代金属纪念章为中国民俗钱的延续》一文，文中列举了从公元529年至2000年世界多国发行的金属章36枚，作为当代金属纪念章为中国古代民俗钱的延续理论的佐证。2018年11月26日，中国民俗钱收藏家学者、中国民俗钱币学会币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童骋先生，在《童心驰骋品泉》公众号发表的《浓浓母爱恒久远》一文中指出：“愚以为，金属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现代花钱”。以后亦有更多学者藏家作过类似的论述。中国民俗钱币学会于2017年11月发行的由华国锋主席提字“天下花泉、百花齐放”大铜章，更是将金属纪念章为当代民俗钱的理论用实物固化。

中国金属章的鼎盛时期应为宋、辽、金、元时期，宋代民俗钱，受唐和五代的影响，中华风格突出，尚未摆脱古人“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圆钱方孔，圆穿少见。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一代才子，将那个时代推向了中国有史以来文化的巅峰，由他亲笔书写钱文的“大观通宝”钱，即是这一史实的见证，已成为泉家必藏之物。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及其政权的建立，异族风格逐渐显现。如辽代大钱的粗犷古拙；金代泉品的规整精细；元代铸品的厚重敦实等，形成了既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模式，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铸钱风格。使得中国金属纪念章更加丰富多彩，为后来金属章的收藏增添了魅力，为金属章的研究和断代提供了依据。

中国近现代金属纪念章始于清末，如1885年慈禧五十寿辰银章、1929年孙中山入葬中山陵铜章和1934年广州市政府新厦落成铜章等。繁荣于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文革”时期曾一度被领袖像章取代。但普遍被藏界认识并系统收藏还是近几年的事。以上海造币厂、沈阳造币厂、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麦多尔俱乐部、中国大铜章爱好者协会等官方和民间机构发行的产品为主。虽然整体效果无法与欧洲早期作品（十八、十九世纪）相比，但也不乏精品之作。与中国古代民俗钱同宗祖、同属性、同血脉。只是形制和制造工艺上接受了欧洲币章的先进设计理念和制作方式而形成目前的欧式风格。为古代民俗钱的华丽转身。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币章文化的不断融合，近现代精品金属章也逐渐被民俗钱收藏家入藏，在民俗钱收藏家的圈子里，也常见资深币章藏家的身影。中国民俗钱币学会于2017年7月成立的币章专业委员会，致力于推广“币章同源”的理念，促进币章文化交流，沟通和构架交流渠道。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币章同源”的理念不仅在理论上被认可，也体现在收藏群体和研究领域的大融合。

北魏“永安五铢”系年号，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铸。《魏书·食货志》记载：至孝庄帝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

东魏孝静帝公元541年铸“永安五铢”背四出钱 （下图）。直径23毫米，青铜质。正面篆书“永安五铢”四字，背面四出纹。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人社会的文明进程。

八思巴所创制的“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拼写过汉语，藏语等），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

元代主要流通纸币，铸钱较其它朝代都少，且多以汉文钱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有世祖至元年间“至元通宝”,成宗元贞和大德年间的“元贞通宝”和“大德通宝”，武宗至大年间的“大元通宝”等几种。这些铸币的钱文读法均为“顺读”，且除较厚重的"大元通宝"当十钱存世常见外，其余均很少见。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秘戏图当十钱（下图）。 直径42.50毫米，重21.00克。正面八斯巴文“大元通宝”四字，背面两组秘戏图。

“康熙通宝”钱，清圣祖康熙年间（1662--1722年）铸。钱文“康熙通宝”四字楷书对读。按背文可分两大类：一种是仿“顺治四式”满文钱。即“宝泉”、“宝源”左读。为户、工两部造。二是仿“顺治五式”满汉文钱。二十个钱局造钱，每个钱局用一个字代表，铸于钱的背面，泉家为便于记忆编成口诀：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另有甘肃巩昌局铸“巩”字钱和山西省局铸“西”字钱，均罕见。

民国二十二年孙中山像壹圆银币，为国民政府第三次宣布银本位制度后铸造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六日起，全国一律废两改元，取消银两制度，以银元为法定货币。主币壹圆，重26.69克，成色为88%。正面为孙中山像，背面为帆船图，俗称“船洋”。由上海造币厂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