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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史上最全的织绣品断代知识 [收藏主题] |
判断一件织绣艺术品的价值,首先要确定其制作的年代。不同年代的织绣艺术品、其用料、花纹图案、色彩、用线、针法和款式等都会有些不同,而这些正是我们鉴别真假的重要依据。
织绣品的用料有两层含义,一是其底料,二是其所用的线。织绣品的底料,其结构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也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汉唐织绣的底料多为锦帛和平绢,蜀绣用料主要为当地制造的红、绿色软缎和重色散丝线。又如顾绣用的材料,不限于丝,文献记载“顾绣用料之奇,不仅用发”,甚至用“暹罗斗鸡尾毛、薄切金等”。南京博物院所藏一幅顾绣观音像,观音所坐的“蒲团”系用“真草”横列,上加细线编绣而成。顾绣不拘成法,时创新意,可随意取材入绣,这是顾绣用料的特点之一。
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刺绣(织锦)品,在底料的使用上往往具有一定的偏好,这就为鉴别提供了参考依据。但由于人们对古代丝料了解甚少,会感到对底料的判断较难一些(即使对现代五花八门的各种布料,除了裁缝和布店的营业员之外,一般的人也都不太懂各种布料的名称和特点)。
与判断织绣用料相比较,对织绣品的纹样图案和色彩的理解,相对地要容易得多。面对一件织绣艺术品,其色彩和纹样总是最先声夺人,即使不能马上判断其制作的年代,至少也能对该织绣艺术品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再结合其他方面综合考虑,就可能对其做出大致的判断。
一定时代的织绣品,往往有其特定的纹样。如明清官员的官服在胸背部加补子作为装饰,补子上刺绣不同的图案,以区别不同官员高低品级之差别。以武官为例,从一品到九品,补子上绣的图案分别为麒麟(一品)、狮(一品)、豹(三品)、虎(四品)、熊(五品)、彪(六品)、犀牛(七品、八品)、海马(九品)。 即使是同一种图案,在不同的时代,也会出现不同的特征变化。譬如织绣品上的龙纹图案,在元、明、清时代,龙的头部、爪部和龙身都有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和同时代的瓷器上的龙纹变化基本一致,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同时代的不同工艺品种,其图案纹样的装饰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在从图案纹样方面进行织绣品断代时,还可以用同一时代其他工艺品种的相同的图案装饰作参考。
在织绣品的色彩上,也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流行色和不同地方织绣品的特征。明代织绣品的用色总体上装饰性很强,色块较亮,但仍较庄重,清代前期织绣品的用色则较深暗,显得沉闷。清雍正以后,织绣品用色开始渐趋明朗。清晚期的织绣品上还常见由海外舶来的洋莲紫色(多见于粤绣)、海绿、湖蓝等色。
粤绣的色彩多以七原色为主,色阶大,色相纯,还渗以金银丝线来加强效果,显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相比之下,湘绣的色彩虽也鲜明,却朴实无华,具有较强的中国传统绘画的意韵。 织绣品的款式也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服饰时尚,具有断代的参考价值。以袍衫为例,清代前期崇尚宽松式样、袖子大至尺余,袍长至脚踝处(顺治年末例外)。清代晚期,中式袍衫的款式由宽松式渐变为紧身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中国服饰吸收外来文化的审美意念而形成新的款式。
从织绣品的针法来看,时代特征和地域性特征也较为明显。汉代的织绣针法种类不多,以锁绣为主要。唐代仍有锁绣,但已转向以平绣为主。宋代的针法已非常丰富,后来出现的许多针法几乎都可以在宋代的针法中找到渊源。明清时期各地的织(刺)绣,针法都非常多,有的甚至多达百余种,但在针法上仍显不出其地方风格特点。如苏绣针法中的直针双面绣法,粤绣中的钉金银垫绣法和直扭针、捆咬针法,湘绣中的毛针、掺针绣法,以及蜀绣中的车针和拧针法等等,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抓住这些针法的特点来鉴别,就不难分辨出不同时代、不同地方风格的刺绣作品。
另外,顾绣和苏绣还有“半绘半绣”的方法。又称“借色与补色”,即遇面积过大之处,如粗枝大叶和大块的土坡顽石等,直接用绘画着色而不再加绣,称之为补色;在所需要的图像上先绘上相似的底色,然后再在底色上加绣,称之为借色。如苏州文管会过去收藏的一幅顾绣“群仙祝寿图”,图中仙女所穿的锦衣,即先上底色,然后在底色上加网绣作锦纹之状,产生很强的质感,比绘画的效果更好。苏绣受顾绣的影响,也采用借色补色之法。
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解放以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多年的服饰和织绣的研究,编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他对明清两代的部分织绣特征曾做过一番颇有见地的分析,对我们的织绣鉴别可能会有所帮助,兹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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