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欧洲，到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到俄罗斯，看到西方的雕塑艺术太漂亮了，看到欧洲的大铜章太漂亮了，不能不为之心动。但每每回到旅館，回到下榻的房间，便会想起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尤其是商、周的青铜礼器；唐朝的海狮葡萄镜；也会想起古代的压胜钱，尤其是唐、五代十国的人物故事钱、神仙瑞兽钱、四灵、四兔钱等等。这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浮雕的青铜浇铸艺术，这是东方的雕刻艺术，东方雕刻的美。
      中国古代的钱币可分為两大类，一是“正用品”，即正式发行的货币；二是“非正用品”，即压（厌）胜钱，亦称花钱、民俗钱，它们被称为“钱”，但不行使货币的职能，从文化意义上理解，是货币文化的衍生物。
      中国的压胜钱源远流长，它和金属铸币应是诞生于同一母体——实物货币。实物货币是有双重职能的，它既可以行使货币的职能，同时也保留着它原本具有的功能。譬如中原农耕地区的“钱”、“镈”，便是古代的农具铲、锄，它们在取得实物货币的职能以后，仍然可以作为农具使用。这个意义，在当时社会，也确保了它的实物货币地位，这或许便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渊源和情结。
      在中国早期（春秋战国时期，始于公元前8世纪）的金属铸币上，往往会铸有一些和祭祀有关的用语或吉祥词语。譬如在平肩弧足空首布中，会铸有牲畜等祭祀名物的文字；刀币的背面会铸上“吉”、“大昌”、“安邦”等吉语；战国秦“半两” 钱的背面也曾经发现过祈求财富的吉语“千贝”。这样的现象或许是承继于实物货币双重职能的衣钵。
      到秦、汉以后，压胜钱的文化有了明显的发展，品种和涉及的内容都有拓宽，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支，即所谓的“非正用品”。古钱中的“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一直相伴而行。压胜钱的形制活泼多样，内容丰富，从文化、艺术的意义上讲，是正用品的补充和延伸。压胜钱中的精品，几乎都出自“官炉”（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国家造币厂），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钱币铸造的精华。所以我称压胜钱是中国古銭的“半边天”，是古钱中的“半壁江山”。
      到今天，当代的钱币仍然有两部分组成，即货币和货币文化的衍生物。纪念章、大铜章便是当代货币文化衍生物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压胜钱的继续和发展。特别是由国家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与货币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设计师、共同的雕刻家，甚至是一样的操作技术，大致相仿的工艺流程，所以造币厂设计生产的纪念章、大铜章和同时代的金属货币诞生于同一个母体，它们之间的手足之情、血缘之亲不言而喻，也可以说是当代的“官炉”。
      其实，从文化意义上讲，一枚好的纪念章，尤其是大铜章，或许更能比较充分地反映这一个时代的钱币文化，因为，它可以突破货币设计生产中的很多条条框框、清规戒律，设计人员的思想可以更加解放、更加活跃，表现的手段可以更加灵活多样，技术运用可以更加充分，可以淋漓尽致地去探索、去创造。对于面积比较大的大铜章而言，设计者、雕刻者可以拥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他们的思想和技巧、风格和情操，可以在这里得到更加完美的表现，更加充分的发挥。事实上，经过大铜章的试验和实践，一些成熟的工艺技术已经被引用到纪念币，乃至流通货币的设计和生产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水平、高质量的纪念章，大铜章，不仅是当代货币文化的补充和延伸，而且是当代先进钱币文化的创造者、开拓者，它们是开路先锋。
      今天，中国钱币学会币章艺术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势必会更加有效地调动和组合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为推进我国的币章艺术，开创先进的钱币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