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铜章的产生与近代造币工艺技术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大约在15世纪末，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各国的造币工艺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简易的手工操作的造币机械，如压延机、坯饼机、压印机等，提高了造币生产的能力。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马修·布尔登在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的帮助下，试制成功第一台蒸汽机驱动的压印机；同一时期，德国人马尔霍恩也研制了一台根据杠杆原理设计的压印机，推动了造币工业的发展。

　　在西方各国用机器造币进入大规模生产之后，为纪念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大铜章，也就应运而生了。早期因制模工艺和压印机等因素的限制，大铜章为单面浮雕，背为平面。如 “约翰·伯林”大铜章，直径153毫米，厚约6毫米，古铜色，高浮雕，由英国人大卫·安吉士设计并雕刻，在章面上铸有两人的签名。约翰·伯林在1847年曾作为英国派遣外交使节来过我国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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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各类纪念章品种不少，但直径超过60毫米以上的大铜章为数不多。从收集到的实物和资料看，近代早期的大铜章大多由国外制造。一枚由比利时雕塑家吉·保罗雕刻的大铜章，正面为卡丁纳尔·塞尔色·康斯坦丁的浮雕像，背面是中国北京天坛的祈年殿，直径96毫米，厚约6毫米，紫铜色。卡丁纳尔·塞尔色·康斯坦丁是罗马教皇派到中国来的使节，于1922年至1933年期间在中国传教。在收藏界比较熟悉的“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章，由美国MEDALLIC.ARTCO.N.Y单位制造，直径76毫米，厚4毫米，每枚侧边打印编号，笔者手中所藏一枚为8871号，黄铜色。正面是孙中山先生高浮雕头像，双目炯炯有神，气度非凡，充分表现出一代伟人的风貌；背图是南京中山陵祭堂，雕刻精细，层次分明，上方镌刻“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二日”篆体阴文字样。此纪念章是1929年6月1日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安葬典礼时分赠给当时的要员和来宾的。 “平海军舰下水”纪念章，直径79毫米，厚约3毫米，紫铜色。正面是平海舰的外形，在当时来说，平海舰是装备齐全、吨位不小的军舰；背面为文字“中华民国廿四年九月平海军舰下水纪念”。此章的有关资料不详，传为当时的江南造船厂所造。从纪念章来看，铸于1935年间，以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由我国自己制造是完全可能的。以上这几枚大铜章的设计、雕刻、制作都十分精美，风格独特。

　　大铜章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品，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工艺制作特点和水平，并可从一个侧面窥视历史的一页。


(本文作者系上海造币厂钱币研究会副秘书长)